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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汝纶（1840-1903），字挚甫，一字挚父，安徽省桐城县（今枞阳县）人，晚清官员、文学家、教育家。同治四年（1865）进士，授内阁中书。曾先后任曾国藩、李鸿章幕僚及深州、冀州知州，长期主讲（保定）莲池书院，晚年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，并创办桐城学堂。

吴汝纶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士大夫。吴汝纶早年入曾国藩幕府，后入李鸿章幕府，多年协理“洋务”，接触到许多欧洲哲学、史学、文学、政治、经济、外交、医学和法学等外国书籍，对“西学”的认识逐步加深。严复翻译《天演论》请他作序，他对此书大加赞赏。吴汝纶博学多才，一生著作等身，影响深远。有《吴汝伦全集》问世（黄山书社，2002年版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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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汝伦也是最早反对中医的人士之一，曾经用“贲育”（勇士）和“童子”（少儿），比喻西医和中医之间的差异。光绪23年（1897）二月十日，他给王合之写信称：“中医之不如西医，若贲育之与童子。……六经之说，仲景前已有，仲景从旧而名之耳，其书见何病状，与何方药，全不以六经为重，不问可也。西人之讥仲景，则‘五淋’中所谓‘气淋’者，实无此病；又所谓‘气行脉外’者，实无此理。而走于支饮、留饮等病，亦疑其未是，此殆亦仲景以前已有之常谈，未必仲景创为之也。盖自《史记·仓公扁鹊传》已未尽得其实，况《千金》《外台》乎？又况宋以后道听途说之书乎？故河间、丹溪、东垣、景岳诸书，尽可付之一炬。”（同上书，页145）在这封信里，他首先对奉若经典的中医旧籍提出了质疑。

光绪17年（1891）六月，吴汝纶致书萧穆，信中写道：“……朋好间至今仍多坚信中国含混医术，安其所习，毁所不见，宁为中医所误，不肯一试西医，殊可悼叹。执事久客上海，宜其耳目开拓，不迷所行，奈何顾久留病魔，不一往问西医耶？岂至今不能化其故见耶？千金之躯，委之庸医之手，通人岂宜如此？”（同上书，页55）这番话的核心思想，是批评“宁为中医所误，不肯一试西医”，他批评人们在试用西医方面的保守倾向，并把迷信中医称为“故见”，直接把中医称为“庸医”。

光绪19年（1893）三月二十五日，他给吴季白写信说，“每恨执事文学精进，而医学近庸，但守越人安越之见，不知近日五洲医学之盛，视吾中国含混谬误之旧说，早已一钱不直。近今西医书之译刻者不少，执事曾不一寓目，颛颛焉惟《素问》、《灵枢》、《伤寒》、《金匮》、《千金》、《外台》等篇，横亘于胸而不能去，何不求精进若是！平心察之，凡所谓阴阳五行之说，果有把握乎？用寸口脉候视五藏，果明确乎？本草药性，果已考验不妄乎？五行分配五藏，果不错谬乎？人死生亦大矣，果可以游移不自信之术尝试否乎？”（同上书，页69）吴汝伦在这封信里把中医称为“中国含混谬误之旧说，早已一钱不直”，可说已是极而言之了。信中不仅指五行五藏把脉之不可信，甚至对本草也提出了质疑。

光绪19年（1893）五月十一日，他在给王小泉的信中明确提出了“拒绝中医，实为卓识”的口号。《同上书，页72）

光绪23年（1897）正月二十一日，给王合之写信称，“平日灼知中医之不足恃，自《灵枢》、《素问》而已然，至《铜人图》，则尤不足据，《本草》论药，又皆不知而强言。不如西医考核脏腑血脉的有据；推论病形，绝无影响之谈。其药品，又多化学家所定，百用百效。而惜中国读书仕宦之家，安其所习，毁所不见，其用医术为生计者，又惟恐西医一行，则己顿失大利，以此朋党排摈，而不知其误人至死者，不可胜数也。……用西医收效，……庶渐知西术之不谬，不至抱疾忌医，或者中土庸医杀人之毒，其稍弛乎。”（同上书，页141）这封信，不仅从中西医对比的角度否定了中医典籍的可行性，反之则从实验或实践的角度肯定了西医的效用。他在这里指出了一些顽固坚持中医立场的根本原因，那就是利益动机，因为中医要“用医术为生计”，或为养家糊口，或为谋取暴利，他们害怕“西医一行”，自身“顿失大利”。于是才会“朋党排摈”，挤兑西医，以致“误人至死者，不可胜数”。

光绪23年（1897）三月二十三日，在给廉惠卿的信中说，“中药不足恃，不用宜也，若不用西医，则坐不知西医之操术何如，仍中学在胸，不能拨弃耳。实则医药一道，中学万不可用，郑康成（郑玄）之学，尤不可用，中医之谬说五藏，康成误之也。”（同上书，页567）此篇仍是中西医比较，他的意见是要勇于试用西医，不去尝试，就不知梨子的滋味；“若不用西医，则坐不知西医之操术何如”。但他对中医的评价是明确的、断然的，“中药不足恃，不用宜也”，“医药一道，中学万不可用”，“中医之谬说五藏”，否定的立场是坚定的。

光绪23年（1897）十一月十七日，给何豹丞信：“医学，西医精绝，读过西书，乃知吾国医家，殆自古妄说。”（同上书，页164）此篇是从抽象的、总体的层面评论中西医：肯定西医，赞誉有加，“医学，西医精绝”，“精绝”二字可见一斑；否定中医，不留余地，“吾国医家，殆自古妄说”，从根本上予以否定。

光绪24年（1898）十二月四日，在给贺松坡的信中说，“中医所称阴阳五行等说，绝与病家无关，此尚是公理，至以目疾为肝、肾二经，则相去千里。……中药性质，言人人殊，彼其所云补者不补，其所云泄者不泄，乃别有偏弊，而本草家又不能知，特相率承用之，往往病未除而药患又深，此不可不慎防者。”（同上书，页226）此篇虽也否定阴阳五行，主要在否定中药，“中药性质，言人人殊”，言其缺乏科学的、确定的质量、数量标准，而且中药“其所云补者不补，其所云泄者不泄”，不但效果没有保证，甚至“别有偏弊”，还有副作用，“往往病未除而药患又深”。

光绪27年（1901）二月二十七日，他在给儿子的信中中称，“大孙目疾，若中药虽可见效，吾不主用，缘中药难恃，恐贪其效而忽其敝。中医不能深明药力之长短。孙儿障翳苟不碍瞳人，即可置之不问，久亦自退，较胜于用不甚知之药。观西医不见病不肯给药，则知中国欲以一药医百人，其术甚妄也。”（同上书，页586）

光绪27年（1901）末，清廷聘吴汝伦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，坚辞未准，于是他要求考察日本学制。光绪28年（1902）五月成行，九月归国。在一个同仁会的欢迎会上致答辞：“贵国（日本）文明之化（指明治维新），自医学开始，今亦望中国振兴医学，即是开化起手办法。缘敝国古来医书，列在《汉书·艺文志》者，皆已亡佚。今所传《难经》、《素问》，大抵皆是伪书。其五藏部位，皆是错乱。其所以错乱之故，缘敝国汉朝有古文、今文两家之学，古文家皆是名儒，今文则是利禄之士。古文家言五藏，合于今日西医；今文家言五藏，则创为左肝右肺等邪说。……敝国名医，以张仲景、孙思邈为最善。仲景《伤寒》所称十二经，今西医解剖考验，实无此十二经络。苏东坡论医，专重孙思邈；今观《千金方》所论五藏，亦皆今文之说。此敝国医道所以不振之由也。”（同上书，页447）

光绪28年（1902）六月十二日，他在日本给李亦元写信说，“他政均宜独立，惟医学则必取资西人。且与西人往来论医，彼此联络，新学因之进步，取效实大……法医者，检视生死伤病以出入囚罪，近年间刑衙门获益尤多，吾国所凭《洗冤录》仵作等，直儿戏耳。”（同上书，页396）吴汝伦当年入曾、李幕府，且为曾门四大弟子之一。因长期辅佐洋务派，对西方政制、学术、时务知之较深。他这封信的态度，展现了他对引进外国事物的政治立场，所谓“他政均宜独立”，强调的正是坚持主权，以我为主的原则。但“医学则必取资西人”。这与他对中西医的认识有关，即“医学，西医精绝”，而“吾国医家，殆自古妄说”。

吴汝伦于光绪29年正月十二日去世。历经晚清、民国、共和国三代的徐一士先生在《一士类稿》中记载了吴汝伦的医治过程。据桐城学堂聘请的日本教师早川新次叙述，九日下午病情，“言先生不信汉医（中医），专望西医之诊视，乞伴米医（美医）偕来。”十日晚米医赶到，“是夜及次日，米医各种治疗，病势益恶。……至十二日早朝呼吸全绝。……先生于卫生医术，……斥一切汉医不用，辩汉医之不足信。”徐一士先生也评论道，“汝伦于西医之极口推崇，于中医之一笔抹煞”，“盖笃行其志，至死不肯一试中医也。”（《一士类稿》，中华书局，2007年，页307-308）

据该书记载，“李鸿章尝戏谓曰：‘吾与执事（吴汝伦）笃信西医，谓上智不移者：余人皆下愚不移者也！’汝纶师事鸿章，其笃信西医之由来专业外汇配资网，殆即受教于鸿章。”（同上书，页308）

发布于：海南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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